Part 25

者，吾又何责乎今之人哉。 《孟子》言：“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爱亲敬长。若夫因 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则必待学而知之者矣。今之学者明用《孟子》之良知， 暗用《庄子》之真知。 ○科场禁约 万历三十年三月，礼部尚书冯琦上言：“顷者皇上纳都给事中张问达之言， 正李贽惑世诬民之罪，尽焚其所著书，其崇正辟邪，甚盛举也。臣窃惟国家以经 术取士，自《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诸书而外，不 列于学官，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 自人文向盛，士习浸淳，始而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已，渐骛新奇；新奇 不已，渐趋诡僻。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弃孔、孟，非毁程、 朱，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是竞。以实为空，以空为实。以名教为桎梏以纪 纲为赘疣。以放言高论为神奇，以荡轶规矩、扫是非廉耻为广大。取佛书言心言 性略相近者窜入圣言，取圣经有空字无字者强同于禅教。语道既为舂驳，论文又 不成章。世道溃于狂澜，经学几为榛莽。臣请坊间一切新说曲议，令地方官杂烧 之。生员有引用佛书一句者，廪生停廪一月，增附不许帮补，三句以上降黜。中 式墨卷引用佛书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许会试，多者黜革。伏乞天语申饬，断在 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对学必不明，世运必不劢。即能实诣其极，亦与国家无 益，何况袭咳唾之余，以自盖其名利之迹者乎？夫道术之分久矣。自西晋以来， 于吾道之外别为二氏；自南宋以来，于吾道之中自分两岐；又其後则取释氏之精 蕴，而阴附于吾道之内；又其後则释氏之名法，而显出于吾道之外。非圣主执中 建极，群工一德同风，世运之流未知所届。”上曰：“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 明经是非，荡弃行检，复安得节义忠孝之士为朝廷用？览卿等奏，深于世教有裨， 可开列条款奏来。仙佛原是异术，宜在山林独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此 稍为厘正，然而旧染既深，不能尽涤；又在位之人多以护借士子科名为阴德，亦 不甚摘发也。至于未年，诡僻弥甚。 新学之兴，人皆土苴《六经》，因而不读传注，崇帧三年，浙江乡试题“义 用明俊民用章”。上文“岁月日时无易”，传曰：“不失其时也。”第三名龚广 生文，误以为历家“一日十二时”之时，而取冠本经，刻为程文。九年，应天乡 试题“‘王请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内有“以遏祖莒”，注曰： “‘莒’，《诗》作‘旅’，众也。”谓密人侵阮、徂、共之众也。第二十三名 周天一文，误以为《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闻磨勘。诏令之不行 至此。 ○朱子晚年定论 《宋史•陆九渊传》：“初，九渊尝与朱熹会鹅湖，论辩所学，多不合。及 熹守南康，九渊访之。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 至有泣下，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至于无极而大极之辩，则贻书往来， 论难不置焉。” 王文成所辑《朱子晚年定论》，今之学者多信之，不知当时罗文庄已尝与之 书而辩之矣。其书曰：“详《朱子定论》之编，盖以其中岁以前所见未真，及晚 年始克有悟。乃于其论学书牍三数十卷之内，摘此三十余条，其意皆主于向里者， 以为得于既悟之余，而断其为定论。斯其所择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谓晚年者，断 以何年为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慢二年丁酉， 而《论孟集注或问》始成。今有取于答何书者四通，以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 或问八则以为中年未定之说。窃恐考之欠详，而立论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黄直 卿》一书，监本止云此是向来差误，别无‘定本’二字，今所编增此二字，而序 中又变‘定’字为‘旧’字，却未详‘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吕东莱》一书， 尝及定本之说，然非指《集注或问》也。凡此，愚皆不能无疑，顾犹未足深论。 窃以执事天资绝世，而日新不已。向来恍若有悟之後，自以为证诸《五经》、 《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又以为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某固信其 非虚语也。然又以为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悟，揆之于理，容有是邪？他说固未敢 请，尝读《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与张南轩答问书。内第四书亦自以为： ‘其于实体似益精明，因复取凡圣贤之书，以及近世诸老先生之遗语，读而验之， 则又无一不合。’盖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见洒落处，与执 事之所自序者无一语不相似也，书中发其所见，不为不明；而卷未一书，提纲振 领，尤为详尽。窃以为千圣相传之心学，殆无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独不为执事 所取？无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书为然，则《论孟集注》、《学庸章句或问》不 容别有一般道理；如其以为未合，则是执事精明之见，决与朱子异矣！凡此三十 余条者，不过姑取之以证成高论，而所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豪厘之 不同者为祟于其间，以成抵牾之大隙哉！又执事于朱子之後，特推草庐吴氏，以 为见之尤真，而取其一说，以附三十余条之後。窃以草庐晚年所见端的与否，以 未易知。盖吾儒昭昭之云，释氏亦每言之，豪厘之差正在于此。即草庐所见果有 合于吾之所谓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间钻研文义之效，殆所谓真积力久而豁然 贯通者也。盖虽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纯粹，又蚤获亲炙于濂溪，以发其吟风弄月之 趣，亦必反求诸《六经》而後得之。但其所禀邻于生知，闻一以知十，与他人极 力于钻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钻研文义为非，而以堕此科臼为悔？夫得鱼 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鱼兔之获，而反追咎筌蹄，以为多事，其可乎哉？东 陈建作《学通辩》，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书札， 逐年编辑而为之，辩曰：‘朱、陆早同晚异之实，二家谱集具载甚明。近世东山 赵氵方《对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项平父书》有去短集长之言’，岂鹅 湖之论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于晚岁，则其微言精义必有契焉，而子静则既往 矣，此朱、陆早异晚同之说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编》，分朱，陆 异同为三节，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则疑信之相半，终焉若辅车之相依。朱、 陆早异晚同之说，于是乎成矣。王阳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论》之录，专取 朱于议论与象山合者，与《道一编》辅车之说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颠倒早晚，以 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後学之深。故今编年以辩，而二家早晚之实， 近儒颠倒之弊，举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论，象山有象山之定论， 不可强同。专务虚静，完养精神，此象山之定论也。主敬涵养，以立其本；读书 穷理，以致其知；身体力行，以践其实，三者交修并尽，此朱子之定论也。乃或 专言涵养，或专言穷理，或止言力行，则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药也。今乃指专 言涵养者为定论，以附合于象山，其诬朱子甚矣！”又曰“赵东山所云，盖求朱、 陆生前无可同之实，而没後乃臆料其後会之必同，本欲安排早异晚同，乃至说成 生异死同，可笑可笑！ 如此岂不适所以彰朱，陆平生之未尝同，适自彰其牵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 咸信之，而莫能察也。 昔裴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以欺人主。陆亘公谓其愚弄朝廷，甚于赵高 指鹿为马。今篁墩辈分明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以欺弄後学，岂非吾道中之延龄 哉！”又曰：“昔韩绛、吕惠卿代王安石执政，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 善神。愚谓近日继陆学而兴者，王阳明是传法沙门，程篁墩则护法善神也。 宛平孙承泽谓阳明所编，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纵之圣，不 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闻多见，曰博文约礼，至老删述不休，犹欲假 年学《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进学必在致知，涵养必在主敬，德性在是，问 学在是。如谬以朱子为支离，为晚悔，则是吾夫子所谓好古敏求，多闻多见，博 文约礼皆早年之支离，必如无言、无知、无能为晚年自悔之定论也。以此观之， 则‘晚年定论’之刻，真为阳明舞文之书矣。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 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 以後，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而王尚书发策谓：‘今之学者偶有所 窥，则欲尽发先儒之说而出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 之乡，以便人不可诘。’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故王门高弟为泰州、龙溪 二人。泰州之学一传而为颜山农，再传而为罗近溪、赵大洲。龙溪之学一传而为 何心隐，再传而为李卓吾、陶石篑。昔范武子论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 以为一世之患轻，历代之害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而苏子瞻谓李斯乱天 下，至于焚书坑儒，皆出于其师荀卿高谈异论而不顾者也。《困知之记》、《学 之编》，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苏志》言姚荣国著书一卷，名曰《道馀录》专诋程、朱。少师亡後，其 友张洪谓人曰：“少师于我厚，今死矣，无以报之，但每见《道馀录》，辄为焚 弃。”少师之才不下于文成，而不能行其说者，少师当道德一、风俗同之日，而 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说又作之时也。 嘉靖二年，会试发策，谓朱、陆之论终以不合，而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 岂乐彼之径便，而欲阴诋吾朱子之学与？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岂大相 远与？至笔之简册，公肆诋訾，以求售其私见，礼官举祖宗朝故事，燔其书而禁 斥之，得无不可乎！当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论者，涓涓不塞，终为江河，有世道 之责者，可无履霜坚冰之虑。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 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 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後贤乎！ ○李贽 《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乙卯，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疏劾李贽： ‘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 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 文君为善择佳耦，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 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 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 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 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 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 者，往往出矣。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 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 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无令贻祸後生，世 道幸甚！’得旨：‘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 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 有司访奏治罪。’已而贽逮至，惧罪不食死。”愚按，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 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 天启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 焚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 ○钟惺 钟惺字伯敬，景陵人，万历庚戌进士。天启初，任福建提学副使，大通关节。 丁父忧去职，尚挟姬妾游武夷山，而後即路。巡抚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逾闲， 《五经》扫地。化子衿为钱树，桃李堪羞；登驵侩于皋比，门墙成市，公然弃名 教而不顾，甚至承亲讳而冶游。疑为病狂丧心，讵止文人无行！”坐是沈废于家。 乃选历代之诗名曰《诗归》，其书盛行于世。已而评《左传》，评《史记》，评 《毛诗》，好行小慧，自立新说，天下之士靡然从之。而论者遂忘其不孝贪污之 罪，且列之为文人矣。 余闻闽人言，学臣之鬻诸生自伯敬始。当时之学臣，其于伯敬固当如茶肆之 陆鸿渐，奉为利市之神，又何怪读其所选之诗。以为《风》、《骚》再作者耶？ 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 举业至于抄佛书，讲学至于会男女，考试至于鬻生员，此皆一代之大变，不 在王莽、安禄山、刘豫之下，故书其事于《五经》诸书之後。呜呼！“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管子》已先言之矣。 ○窃书 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 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 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世说》曰：“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 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 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隽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 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馀众篇或定点 文句而已，後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今代之人但有 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 《旧唐书》：“姚班尝以其曾祖察所撰《汉书训篡》多为後之注《汉书》者 隐没名字，将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吾 读有明宏治以後经解之书，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 ○勘书 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偶见《焦氏易林》旧刻，有曰“环绪倚Θ”，乃 “环堵”之误。注云：“绪疑当作‘’。”“‘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误， 注云：“刊疑当作‘利’。”失之远矣。幸其出于前人，虽不读书而犹遵守本文， 不敢辄改。苟如近世之人，据臆改之，则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後日虽有善读 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然则今之坊刻不择其人，而委之雠勘，岂不为大害乎！ 梁简文帝《长安道诗》：“金椎抵长乐，复道向宜春。”是用《汉书•贾山 传》：“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三辅决录》：“长安十 二门，三涂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人，为往来之径。”今误作“金 槌”，而又改为“椎轮”。唐阎朝隐《送金城公主适西著诗》：“还将贵公主， 嫁与亻辱檀王。”是用《晋书•载记》：“河西王秃发亻辱檀”。今误作“耨檀”， 而又改为“褥毡”，比于“金根车”之改“金银”，而又甚焉者矣。 《庄子》：“婴儿生，无石师而能言。”一本作“所师”。盖魏晋以後，写 书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讹“石”也。 ○改书 《东坡志林》曰：“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 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予少时， 见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 《汉书•艺文志》曰：“古者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 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 不正。”是知穿凿之弊自汉已然，故有行赂改兰台漆书，以合其私者矣。 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且如骆宾王 《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出《旧唐书》。其曰：“伪临朝武氏”者，敬业起兵 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伪周武氏”，不察 檄中所云“包藏祸心，脾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其时废中宗为庐 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曰“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也。不知其人，不论其 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 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 评之曰：“圣老字奇。”《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言：“天後有四子，长曰太子宏， 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後方图称制，乃鸠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 二弟日侍于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後悟而 哀愍。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 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後所逐，死于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 四子也，以为非四之所能尽，而改为“摘绝”。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 人而无忌惮者哉！ ○易林 《易林》疑是东汉以後人撰，而托之焦延寿者，延寿在昭、宣之世。 其时《左氏》未立学官，今《易林》引《左氏》语甚多，又往往用《汉书》 中事，如曰“彭离济东，迁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长城既立，四夷 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宁元年；曰“火入井口，阳芒生角， 犯历天门，窥见太微，登上玉床”，似用《李寻传》语；曰“新作初陵，逾陷难 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刘季发怒，命灭子婴”，又曰““大蛇当路， 使季畏惧”，则又非汉人所宜言也。 ●卷十九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 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 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 篇之损矣。 ○文不贵多 二汉文人所著绝少，史于其传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 而其馀不过五六十篇，或十数篇，或三四篇。史之录其数，盖称之，非少之也。 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其不传宜矣。 西京尚辞赋，故《汉书•艺文志》所载止诗、赋二家。其诸有名文人，陆贾 赋止三篇，贾谊赋止七篇，枚乘赋止九篇，司马相如赋止二十九篇，儿宽赋止二 篇，司马迁赋止八篇，王褒赋止十六篇，杨雄赋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则淮南王赋 八十二篇，枚皋赋百二十篇。而于《枚皋传》云：“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 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 其文委<骨皮>，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不二十篇， 其尤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是辞赋多而不必善也。东汉多碑诔书序论难之文； 又其时崇重经术，复多训诂。凡传中录其篇数者 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应劭、刘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馀篇，少 者卢植六篇，黄香五篇、刘余、崔烈、曹众，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 于《郑玄传》云：“玄依《论语》作《郑志》八篇，所注诸经百馀万言，通人颇 讥其繁。”是解经多而不必善也 秦延群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十馀万言，但说“日若稽古”三万言，此颜 之推《家训》所谓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者也。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汉言之，东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 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经》，而文衰矣。《记》曰：“天下无道，则言 有枝叶。” 《隋志》载古人文集，西京惟刘向六卷，杨雄、刘歆各五卷，为至多矣，他 不过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简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约至一百一 卷，所谓虽多亦奚以为？ ○著书之难 子书自盂、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 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 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必古 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无，而後为之，庶乎其传也与？宋人书如司马温公 《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後世不可无之书。 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 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伊川先生晚年作《易传》，成，门人请授， 先生曰：“更俟学有所进。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亻免焉 日孳孳，毙而後己。” ○直言 张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 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故 《盘庚之诰》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国有大疑，卜诸庶民之从逆。”子 产不毁乡校，汉文止辇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犹存。鲁山令元德秀遣 乐工数人连袂歌于，玄宗为之感动；白居易为尉，作乐府及诗百馀篇，规 讽时事，流闻禁中，宪宗召入翰林。亦近于陈列国之风，听舆人之诵者矣。 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如曰“赫赫师尹， 不平谓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 家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禹维师民，艳妻煽方处”；如曰“伊 谁云从，维暴之云”，则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为嫌也。《楚辞•离骚》： “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王逸章句谓：“怀王少弟司马子兰。” “椒专佞以慢忄舀兮。”章句谓：“楚大夫子椒。”洪兴祖补注：“《古今人表》 有令尹子椒。”如杜甫《丽人行》：“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 于《十月之交》诗人之义矣。 孔稚《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刘孝标《广绝交论》阴讥到溉。袁楚客规魂元 忠有十失之书，韩退之讽阳城作争臣之论。此皆古人风俗之厚。 立言不为一时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後者。《魏志》： “司马朗有复井田之议，谓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今承大乱之後， 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当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 有中原，令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给授而口分，世业之制自此而起，迄于 隋唐守之。《魏书》：“武定之初，私铸滥恶。齐文襄王议，称钱一文，重五铢 者，听人市用，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若重不五铢，或虽重五 铢而杂铅，并不听用。”当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铸新钱，文日 “五铢”，重如其文。置样于关，不如样者没官销毁之。而开通元宝之式自此而 准，至宋时犹仿之。 《唐书》：“李叔明为剑南节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请本道定寺为三等， 观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观道士十四，每等降杀以七，皆择有行者，馀还 为民。德宗善之，以为可行之天下。诏下尚书省议，己而罢之。”至武宗会昌五 年，并省天下寺观，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 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 人，下等五人，凡毁寺四千六百馀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 二千馀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师恃东南运粮，竭民力 以航不测。泰定中，虞集建言：‘京东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 场，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 众而授以地：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三 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为征额；五年有积畜，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佩 之符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如此，可以宽东南之运，以纾民力，而游手 之徒皆有所归，’事不果行。”及顺帝至正中，海运不至，从丞相脱脱言，乃立 分司，农司于江南，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岁乃大稔， 至今水田遗利犹有存者，而戚将军继光复修之蓟镇，是皆立议之人所不及见。而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时，固不以望 之鲁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独以告颜渊。及汉武帝太初之元，几三百年矣， 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颜渊，告汉武也。孟子之欲用齐也，曰：“以齐王犹反手也， 若膝则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尝贬于齐，梁，曰：“有王者起，必来取 法。”是为王者师也。鸣呼，天下之事，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 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朱子作《诗传》，至于秦《黄乌》之篇，谓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 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论其事者，亦徒闵三良 之不幸，而叹秦之衰。至于王政不纲，诸侯擅命，杀人不忌，至于如此，则莫知 其为非也。历代相沿，至先朝英庙始革千古之弊。伏读正统四年六月乙酉书与祥 符王有爝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尝奏，葬择近地，从俭约，以省民 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归其家。”盖上御极之初， 即有感于宪王之奏，而亦朱子《诗传》有以发其天聪也。呜呼，仁哉！ ○文人之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 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诗》曰：“文章岂不贵，经训乃。潢潦无根源，朝满夕 己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而宋刘挚之训子 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 焉足重哉。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 黄鲁直言：“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後生，故华而不实。”本朝 嘉靖以来亦有此风，而陆文裕所记刘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为不平矣。 《宋史》言：欧阳永叔与学者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 政事可以及物。 ○巧言 《诗》云：“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又曰：“巧言乱德，”夫巧言不但言语，凡今人所作诗赋、碑状足以悦人之文， 皆巧言之类也。不能不足以为通人，夫惟能之而下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 以刚毅木讷为近仁。学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为好犯上好作乱之人，一为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 孙弟，以至于弑父与君，皆好犯上好作乱之推也。自胁肩诌笑，未同而言、以至 于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于世。有 王莽之篡弑，则必有扬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禅代，则必有潘{曰助}之九锡。是故 乱之所由生也，犯上者为之魁，巧言者为之辅。故大禹谓之巧言令色孔壬而与 兜、有苗同为一类。甚哉，其可畏也。然则学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 其悖逆陵暴之心；继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侧媚之习。使一言一动皆出于其本心， 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国矣。 世言魏忠贤初不知书，而口含天宪，则有一二文人代为之。《後汉书》言梁 冀裁能书计，其诬奏太尉李固时，扶风马融为冀章草。《唐书》言李林甫自无学 术，仅能秉笔，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茸者代为题尺。又言高骈上书，肆为 丑悖，胁邀天子，而吴人顾云以文辞缘泽其奸。《宋史》言章用事，尝曰： “元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乃使林希典书命，逞毒 于元诸臣，呜呼，何代无文人，有国者不可不深惟华实之辨也， ○文辞欺人 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灵运身为元勋之後，袭封国公。 宋氏革命，不能与徐广、陶潜为林泉之侣。既为宋臣，又与庐陵王义真款密。至 元嘉之际，累迁侍中。自以名流，应参时政，文帝惟以文义接之，以致觖望。又 上书劝伐河北，至屡婴罪劾，兴兵拒捕。乃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 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及其临刑，又作诗曰：“龚胜无馀生，李业有终尽。” 若谓欲效忠于晋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书之以逆，不为苛矣。王维为给事中， 安禄山陷两都，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池，维作诗曰：“万 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 下狱，或以诗闻于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缙请削官以赎兄罪，肃宗乃特宥之，责授 太子中允。襄王僭号，逼李拯为翰林学士。拯既污伪署，心不自安。时朱玫秉政， 百揆无叙。拯尝朝退，驻马国门，为诗曰：“紫宸朝罢缀鹏鸾，丹凤楼前立马看。 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杀朱玫，襄王出奔， 拯为乱兵所杀。二人之诗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护王维，如杜甫 谓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今有颠沛之馀，投身异姓，至摈 斥不容，而後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 吾见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 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 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 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 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 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易》曰： “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诗》曰：“盗言孔甘， 乱是用啖。”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辞 典谟、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论语》、《孝经》，此夫子之言也。文 章在是，性与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 “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譬犹筑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无是理矣。” 後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则夫子不曰： “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乎？曾子曰：“出辞气，